此一特征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古代中国法律，使中华法系具有浓厚的审美色彩。
梁启超中举后师从康有为，学研公羊学说。杨文特别溯及陈顾远《我国过去无民法法典之内在原因》[[42]]一文对中华法系民刑不分说提出的质疑，赞许前贤具有灼识卓见。
1884年(清光绪十年，日明治十七年)，日本《法学协会杂志》第一卷第五号刊出穗积陈重博士的论文《法律五大族之说》。前三十年，以苏联的国家与法权历史作指导，信奉法是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阶级斗争的工具的工具论，一味污化、丑化中国古代法，实难有可观之建树。文中明显崇尚国家制定法、成文法、法典法。资料显示，对民刑不分无民法论，一开始就有中国学者起而反击，清末官僚集团中不赞同者亦大有人在。[[20]]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21页。
[[22]]章震福:《古刑法质疑》，载贾贵荣辑:《九通拾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第622页。可见，将之归结为律典体制研究范式并无不当。然而，权利有其自身的生命力，它能为自己开辟道路，随着商品交换的产生和发展，权利关系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日愈繁多且冲突不断，不是统治者可以视而不见置之不理的，当权利关系发生恶的对立时，就需要法律为之排忧解难，否则社会生活就不能得到正常的进行。
中西方法系的主要区别在于，一以道德为宗，一以权利为本，如各趋于一端，未免失之偏颇。我们也提到，中国古人对人性有非常达观的认识，所谓食色，性也。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争得的自由。这一思想既无历史事实支撑，也被西方学者所批驳，但至今仍大行其道，是因为其迎合了每个人对权力的向往。
[3]我们不否认有这样心甘情愿的人，但这只是少数人或个别的人。[71] 《史记·平准书》[72] 同上。
[47]认为道德的传播和践行，是比驿站传达命令还要快。在这个过程中，商业是触媒，殖民地是财富来源，时间是酵母，科学技术是杠杆，利益追逐是动力，诸多因素聚焦于此，遂成就了西方的资本主义。[31]以普选权的平等，适乱西方民主政治。更有杨又用大道来统摄刑礼的……[65]议论纷纷，历数百年，大致形成这样的统一意见：德礼为本，刑罚为用。
不能以社会需要为借口废除或是忽视它们。鉴于以上的考虑，中国自大一统的帝国建立以来，几千年间对商人对权利都保持忽略甚至打压的态势。说到普选权，它经历了数百年的历程，它先是在与封建特权的较量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尔后又在资产阶级的强势中分脔取食，终而能得到普遍的认可。迈克尔·曼有一本重要的著作：《民主的阴暗面》，集中探讨了西方历史上的殖民掠夺和种族清洗，而且总还打着光面堂皇的旗号，他这样说：看一下三位历史杰出人物曾说过的话吧。
道，从认识论角度看，在古代，一侧是孔子孟子对人性善的褒赞，衍化为人生道德。正是这一秩序决定了某些事物比如生命、工作、自由是属于人这一具有精神性灵魂和自由意志的存在物的。
每个人所能进行的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正像地界是由界标确定的一样。它绝不能因为，某些公民对于良善生活的概念观比别人的更珍贵或更优越，而据以限制别人的自由。
[6] （德）耶林著，郑永流译：《为权利而斗争》，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3页。怀疑主义已经成了西方文明危机的警示性征兆。如果同意以上的论证，我们就可以着手规划未来的法律，把道德和权利共同融汇于法律中，或者说让道德和权利作为法律的主要内容。但区别在于，西方人视权利为正当，因而把道德义务换算为家长权利，看作理所当然。事见《明史·食货志》[75] 《明史·食货志》[76] 参见本书第七章第三节，一权利被包含在‘礼中。然而，这正说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深刻和高明之处。
主权债务危机因此而形成。在这段描述里，我们看到了原始社会非常和谐美好的一幅场景：每个人都尽自己的所能工作，互助互爱，照顾老弱，没有私有财产，不知社会犯罪为何物。
[35]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2页。这充分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科学性。
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质亏。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商品中的这种抽象的、一般的社会劳动，不能直接表现出来，而只能通过一个中介，迂回地表现出来，这个中介即一般等价物，它是一般的、抽象的社会劳动的代表，这就是货币。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9—161页。与原始社会不同，在原始社会，人们的生产能力是有限的，人们的物质需要也是有限的，而且人们的物质需要主要是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获取的，加之人们之间相互的血缘关系，人们共同生产、共同消费，人类的食色本性的实现几乎没有内在的冲突。受自由主义平等概念观支配的公民们各自享有受平等关怀与尊重的权利，但那项抽象权利可能涵盖两项不同的权利。这用在人才培养上，就是要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56]的大丈夫，要做仁者无忧，智者无惑，勇者无惧[57]的真君子。
就有奥斯丁和哈特否定道德必须植根于法律。而道德羼入权利的例子也多，最常见的是所谓的商业道德，人们经常强调在经商中要童叟无欺，要货真价实，要遵信守诺，就是想要在利己的行为中注入道德的因子。
再看看今天发达国家的出生率下降，怎么不让人警惕人们在追求个人享受的同时所放弃的道德责任。[11]既然人们的权利都应该是平等的，那么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权利不平等将如何理解呢？德沃金认为：在前提假定上由自由主义平等概念观主宰的国家里，政治理论的终极问题在于，在这种国家，利益、机会、自由的哪些不平等是许可的，又是为什么。
事见《史记·李斯列传》[65] 以上这些议论的具体情形，可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一和第六章第一节、一。中国人奉道德为正统，即使把道德义务变成了对子女的支配权，也不称之为权利，而是把它放在孝道（道德之一种）的名目之下。
至于最为实质的私有财产权，资产阶级从未让步，绝不允许自由、平等、人权等政治权利来染指。顺便说一句，在谈到古希腊古罗马的衰败时，道德的沦丧也是一主要原因。于是，在人类文明社会，我们既要维护人们的道德生活，又要维护人们的权利实现，当二者遭遇恶的对立时，就需要法律插手其间，定乱止纷，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见（美）埃尔斯特、（挪）斯莱格斯塔德编，潘勤、谢鹏程译：《宪政与民主》，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页。
对于这些有关道德关系恶的对立的案件，其案情分析、判案依据、量刑尺度，肯定都要根据当时的道德规范、义理内容而作出相应的法律法规。也许，韩非以人性恶为基的钳民思想占据主流，以对全体人民施加严刑峻法为务。
[41] 关于文明社会的起源，史学界有多种说法，我却认为起源于商品交换，其详细论证见拙著《从中国到世界—文明社会的深层危机》，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为和商品交换密切相关。[8] （法）雅克·马里旦著，鞠成伟译：《自然法—理论与实践的反思》，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3页。
[24] 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页。这样一来，在整个文明社会，不仅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层出不穷，于一个人自身，也是一个矛盾统一体，显现出复杂的性格特征。
